，而紊父子之序，岂可为训？主「昭复为穆，穆复为昭」者，固得之矣，举以左传诸说则不能达；而始以「庙次」「世次」不同为解，亦混而失理也。又曰：「祭法云『适士二庙』，而此云『士一庙』，取左传『降杀以两』为说，故不云『二庙』，而亦但云『士』也。」此疑附会郑氏曰「谓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师者上士二庙」，是则然矣。然举上可知中下，未有举中下以知上者也。郝仲与曰：「大夫祭不得越祢祖，士庶人则并王父母不得祭。」岂人情乎？此说非也。大夫以下庙制虽递减，而祧者仍祭，非不祭也。或奉祀于适寝群主合享，与后世祠堂之制相似。祭法「墠鬼」说虽为不经（「经」字，原误作「轻」，今径改。），然亦云「官师一庙，……王考无庙而祭之」可见矣。但郑氏于「官师一庙」注云「祖祢同庙」，则又谬。庙无二主，自天子至士庶皆然。所以定其庙制之数，若数主可合一庙，则又如后世祠堂之制，虽千百主一庙足矣，何必为之定其庙数哉？(卷二一，页一七—二五)
天子诸侯宗庙之祭：春曰礿，夏曰禘，秋曰尝，冬曰烝。
按：四时祭名，诸经传于「秋」「冬」皆无异，惟「春」「夏」则不同。王制「春曰礿，夏曰禘」，祭统同此，一说也。郊特牲及祭义皆云「春禘」，此一说也。天保诗云「禴祠烝尝」，桓八年公羊传云「春曰祠，夏曰礿」，周礼同，皆无「禘」名，此一说也。礼言不同盖如此，然人亦未有异说也。自周礼为「春祠，夏礿」之说，而异说乃起矣。如郑氏以王制为夏、殷祭名；以郊特牲「春禘」「禘」字为误，当为「礿」；又以祭义「春禘」为夏、殷礼。陈用之以郊特牲、祭义为夏礼。马彦醇以王制为虞、夏礼。虙氏以王制、祭统为殷礼，郊特牲、祭义夏礼。陆农师谓：「春可以谓之礿，亦可以谓之禘；夏可以谓之禘，亦可以谓之礿。」吴幼清谓：「春、夏祭名皆记者之误，礿当为祠，禘当为禴。」凡此诸说，或以礼记诸篇所言为前代礼；或以为误；或改其字以从周礼，则皆溺于周礼之故也。
愚按：「礿」「禘」「尝」「烝」当是周礼，其周礼「祠」「礿」「尝」「烝」乃殷礼也，何也？「禴」「祠」「烝」「尝」之诗在于文武初，其时或尚未行「禘礼」，故举前代之礼为言耳。若「禘」则始于周，祭法谓「虞、夏、殷皆用之」，未然。后儒因诗与周礼无「禘」，遂谓「禘」非时祭，亦未然。
诸侯不当用禘，此以天子诸侯连言，非是。说俱详于「天子犆禘」节。(卷二二，页二—三)
天子祭天地，诸侯祭社稷，大夫祭五祀。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，五岳视三公，四渎视诸侯。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。
「五祀」之名由来已久。月令谓：「户、？、中溜、门、行。」又曲礼「天子、诸侯、大夫，皆祭五祀」，此云「大夫祭五祀」，即曲礼之「五祀」。盖云「天子祭天地」，自得「兼祭社稷、五祀」可知云；「诸侯祭社稷」，自得「兼祭五祀」可知，而其名亦即月令之名也。自祭法增「司命」「泰厉」为七祀，属之天子；又有「三祀」「二祀」「一祀」，其说皆不经。郑氏独信为周礼，而以曲礼所言为殷礼，又欲以此之所言为周礼，故谓此「五祀」为「司命、中溜、门、行、厉」，以合于祭法「诸侯之五祀」。又谓：「此祭谓大夫有地者，其无地祭三祀。」是其以祭法「诸侯之五祀」，强合于此处「大夫」；以祭法「大夫之三祀」，撰出一「无地之大夫」而属之，其诪张惑乱可胜道哉！又曰「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，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」，此取僖公元年（所引见僖公三十一年，作「元年」者，误。）公羊传曰：「天子有方望之事，无所不通。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内者，则不祭也。」(卷二二，页四—五)
天子诸侯祭因国之在其地而无主后者。
「因国」本左传「晏子曰：爽鸠氏始居此地，而后季萴因之」之「因」。(卷二二，页八)
天子犆礿，祫禘，袷尝，祫烝。诸侯礿则不禘，禘则不尝，尝则不烝，烝则不礿。诸侯礿犆；禘，一犆一袷（「袷」字，原作「礿」，今径改。）；尝祫，烝袷。
王者之祭曰「禘」。「禘」，帝也；祭帝之称。丧服小记云「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，以其祖配之」，大传同。按：周之始祖所自出本帝也，故曰「禘」。尔雅云：「禘，大祭也。」若「祫」之名，惟见于曾子问「祫祭于祖」「七庙五庙无虚主，虚主惟祫祭」及王制其文言「天子诸侯三时之祫」而已。又文二年经云：「大事于太庙。」杜预以「大事」为「禘」，是也。惟公羊传云：「大事者何？大祫也。毁庙之主，陈于太庙，未毁庙之主皆升，合食于太祖。」然小记之称「禘」，谓「以其祖配之」者，即是合「毁庙」「未毁庙」之主而配之也。故韩诗外传云「禘取毁庙之主皆升，合食于太祖」，是也。则公羊之云亦即是「禘」。第其时鲁未必「禘其祖之所出」，故公羊特变文以起例尔。是知「袷」即「禘」之别名也。贾逵、刘歆谓「一祭而二名」。孔氏曰：「左传无『祫』文，『祫』即『禘』也；取其叙昭穆谓之『禘』，取其合群祖谓之『祫』。」诸说皆是。但王者得以祭帝，故谓之「禘」。诸侯不得行「禘」，则以「袷」属诸侯为宜。然曾子问以「袷」兼天子言者，因虚主为说，故以「七庙」「五庙」连言，不得油也。总之天子大祭惟此「禘」，春秋诸侯如鲁与晋所行者亦此「禘」。惟文二年经有「大事」之文，公羊因而别名为「祫」，且云「五年而再殷祭」，则俨若「禘」与「祫」为二者，于是后之言「禘」与「祫」者，始皆以为二矣。
自有公羊传文而以「禘」与「祫」为二者。纬书云：「三年一袷，五年一禘。」其云「三年」者，即本公羊以文二年「大事为祫」之说也。其云「五年」者，即本公羊五年「而再殷祭」之说也。于是韦玄成议礼谓「一禘一祫」，张纯陈奏直据纬书，以及郑氏作注，且？之又？矣。赵伯循谓「以其祖配之」，仅是始祖，不合群祖，此言「禘自禘也」。如是则使子孙不得见祖宗之源远，祖宗不得见子孙之流长，于祖宗之精神隔绝不通，殊非所宜。而庙堂之上，寥寥两主，群昭群穆咸不在，又何以称大祭乎？后儒信公羊之说，谓之「大祫」，此言「祫自祫也」。于是有以为「禘」大于「祫」者，此马融、王肃、孔晁据逸礼而云也。有以为「祫」大于「禘」者，此郑氏据公羊而云也。有以「禘」为「三年丧毕之祭」者，此杜预据春秋而云也。「禘」「祫」本三年丧毕之所有事，何也？以丧三年不祭也。春秋闵二年：「吉禘于庄公。」左传云：「速也。」公羊云：「吉者，未可吉者也。」谷梁云：「丧事未毕而举吉祭，故非之也。」是吉禘者，本非所宜行。左襄十五年，「晋人曰：以寡君之未禘祀」，亦同此义。诸儒不达，遂以「禘」为「三年丧毕之祭」，此误解春秋「吉禘」二字也。于是有「以吉禘列干大禘之外，别为一禘」者；又有谓「新君即位，新主入庙审谛昭穆，为此一禘不再禘」者，皆瞽说也。禘应于太庙，而云「庄公」者，此春秋沿袭之失。有以「祫」为「三年丧毕之祭」者，此郑氏据公羊而云也。若士虞礼云「哀荐祫事」，此言「三虞」之礼，分「祫事」「虞事」「成事」以为辞耳，不足之为据。即曰：「丧毕而祫，岂葬毕而祫耶？凡此诸说皆非也。
即王制所云「天子犆礿，祫禘，祫尝，祫烝」，亦本公羊而云也。公羊以「大事」为「大祫」，故王制特举「祫」义为言，而以「祫」配入「禘」「尝」「烝」三祭之中，不知可曰「祫尝」「祫烝」，而不可曰「祫禘」，何也？「尝」「蒸」惟合群庙，「禘」为大祭，不止于合群庙，且「禘」其祖之所自出也。则「禘」自该「祫」，何必又云「祫禘」乎？若夫「礿」「禘」「尝」「烝」自为天子每岁四时之祭。夏者，大也；百物壮盛，致享得豊，故于此时行「禘」而以为大祭。明堂位云：「季夏六月，以禘礼祀周公于太庙。」今四月也。杂记云：「七月日至，可以有事于祖。」今五月也。祭统亦云「夏禘」，则「禘」在夏可知。「禘」既在夏，则每岁行之，又可知所谓「大祭」者，此也；所谓「时祭」者，亦此也。自王制特举「祫」义为言，而以「祫」配入「禘」，于是后之言「祫」者又以为二，言「禘」者又以为二矣。
自有王制此文而以「祫」为二者，杨氏复。曰：「祫祭有二：曾子问云：『祫祭于祖，则祝迎四庙之主。』王制云：『天子祫尝、祫烝。』此时祫也。公羊传：『公毁庙之主，陈于太庙，未毁庙之主皆升，合食于太祖。』此大祫也。」陈用之曰：「有三年之祫，有时祭之祫。时祭之祫，小祫也；三年之祫，大祫也。」不知「祫」无有二。「祫」者，合也；合「毁庙」「未毁庙」之主而名也。时祭既合之矣，三年而又合之何为乎？三年之合有加于此时祭之合乎？曰「无加也」，无加何以分大小也？凡此诸说皆非也。陈又曰：「小祫止于未毁庙之主，大祫则及于毁庙之主。礼记曰：『周旅酬六口。』又曰：『祫于太庙，祝迎四庙之主。』夫天子旅酬止于六尸，诸侯迎主止于四庙，非小祫而何？」按：「旅酬六尸」，此礼器文。孔氏曰「大祫多主而惟六尸者，先儒与王肃并云：『毁庙无尸，但有主也。』」又陆农师曰：「周九庙而旅酬六尸，盖言成、得之世，文、武亲未尽犹在七庙之数，此时祭何必大祫？」此说是。又按：「祫祭于祖，则祝迎四庙之主」，此曾子问文。迎主止四庙者，其毁庙之主，藏于太庙故也。以「禘」为二者，郑氏据周礼「春祠、夏礿」，则「禘」别为「殷祭」，此以「禘」为「大祭」也。以王制「春礿、夏禘」为「殷礼」，此以「禘」为「时祭」也。陈用之曰：「殷礼春礿、夏禘，而五年之禘为大禘。诗颂长发『大禘』，是也。周礼春祠、夏礿，而五年之禘不称大禘。诗颂雝『禘太祖』，是也。」此即祖郑说，其引诗序为证，又误。诗序以长发为「大禘」以雝为「禘太祖」，前儒多辨其非。杨氏曰：「长发诗但述玄王以下不及所自出。」何玄子曰：「周人禘喾，以后稷配之。」今雝诗无及于喾稷者，且篇末又以文母为言，于禘何与？马端临曰：「大传所谓『禘其祖之所自出，以其祖配之』，大禘也。祭义所谓『春禘秋尝』，王制所谓『天子祫禘』，时禘也。」不知「禘」无有二。王制所言之「禘」，即「大禘」也。大传所言之「禘」，即「时禘」也。中庸「禘尝」之义，乃撮取四时中二祭为言。所以取对「郊社」。曾子问亦云：「尝禘郊社。」祭统亦云：「莫重于禘尝。」僖三十三年左传云：「烝、尝、禘于庙。」则「禘」即在「时祭」之中，而非别有「大禘」明矣。夫「禘」必以「时举」，若谓「时举」者便非「大禘」，则「大禘」必将不以「时举」而后可乎？凡此诸说皆非也。王制此一节可疑者五：「禘」不当加以「祫」名，一也。「诸侯不当有禘」，此云者祗缘见春秋诸侯用「禘」故耳。二也。又「礿则不禘」四句，谓「诸侯岁阙一时之祭」，亦有难通。下云「士有田则祭，无田则荐。庶人春荐韭，夏荐麦，秋荐黍，冬荐稻」云云，夫士无田与庶人亦皆得荐，岂诸侯反不得四时祭乎？郑无以通之，则谓：「虞夏诸侯岁朝，废一时祭。」此不惟虞书「群后四朝」之文，非如此解，若道远之国有须经数时者，又不止之废一时矣，则将如何？此岂可通！又因此文通谓「诸侯岁阙一祭为不禘」，不知曰「禘则不尝」。又曰「禘，一犆一祫，则禘自可知」，何得云然乎？三也。「禘一犆一祫」，「禘」者，「禘其祖之所自出，以其祖配之」，岂有「犆」者？亦缘见春秋：「吉禘于庄公」。左传云「禘于武公（「公」字，原误作「宫」，今径改。）、僖公、襄公」，故云耳。不知鲁之用「禘」以得祀文王之故，不过用天子之礼乐，亦如歌雍舞俏之类已耳。而「禘」之义则已失之，故有「不禘其祖之所自出，而但合毁庙未毁庙之主于太庙」者，又有「不于太庙，而于群庙」者，皆不足为据。四也。天子曰「犆礿，祫禘，祫尝，祫烝」，诸侯曰「礿犆，禘祫，尝祫，烝祫」，其文与天子倒，不知何意？郑氏谓：「天子先祫而后时祭，诸侯先时祭而后祫。」若然，既有「礿」「禘」「尝」「烝」四时之祭，又有「大祫」在此三时祭之先后，不惟误分「祫」与「时祭」，且祭不欲数，安有一岁之中如是之数者？必不可通。陈用之以其不可通又谓：「天子言『犆礿』，诸侯言『礿犆』；天子言『祫禘』『祫尝』『祫烝』，诸侯言『尝祫』『烝祫』，此特变文而巳，非有异也。」若然，直是稚子之以文为戏耳，岂煌煌谈典制之文而如此乎？五也。ARTX.CN
郑氏曰：「天子诸侯之丧毕，合先君之主于祖庙而祭之，谓之祫。后因以为常。鲁礼：三年丧毕，而祫于太祖。明年春，禘于群庙。自尔之后，五年而再殷祭，一祫一禘。」按：文二年公羊传云：「大事者何？大祫也。」何休云：「又从僖八年数之知为大祫。」传又云：「五年而再殷祭。」何休曰：「三年祫，五年禘。」又礼纬亦云：「三年一祫，五年一禘。」按：郑皆本公羊何休传注及礼纬为说，前巳胪列其非矣，然亦不胜辨，惟一说可以直破其妄，故附于后。据公羊之意，谓僖八年，秋七月，禘于太庙。从此以后，「三年一祫」数，则十一年祫，十四年祫，十七年祫，二十年祫，二十三年祫，二十六年祫，二十九年祫，三十二年祫，文二年祫也。「五年一禘」数，则从僖八年禘，十三年禘，十八年禘，二十三年禘，二十八年禘，三十三年禘，文五年禘。则文二年正当「祫」，故知经「大事为祫」矣。不知从僖八年数之，则十一年祫，十三年禘，随次而下至僖二十三年，当并为「禘祫」，何得云「五年而再殷祭」也？公羊之说既非，而郑之非，可不攻而自破矣。(卷二二，页九—一五)
天子社稷皆大牢，诸侯社稷皆少牢。大夫士宗庙之祭，有田则祭，无田则荐。庶人春荐韭，夏荐麦，秋荐黍，冬荐稻。韭以卵，麦以鱼，黍以豚，稻以鴈。
孟子曰：「惟士无田，则亦不祭。」此多「大夫」或俱以失位言则可耳。黄叔阳谓「大夫士无功德而未赐圭田者」。然则大夫竟不得祭乎？此谬解也。
前云「庶人祭于寝」，此云「大夫士无田则荐」，则大夫士且有不得祭者，况庶人乎？要之祭为总名。王制摭拾礼文，故语多不一，不得油也。
凡庶人之荐，盖以韭长适当卵育，稻豋适当鴈来，取时物之相配，其它意亦相似。方性夫以阴阳相配，甚凿。以麦黍属南方之谷，为阳；稻属西方之谷，为阴。夫麦黍正属西方之谷，稻正属南方之谷。若以成熟之时，则秋荐黍，黍亦属西也。(卷二二，页一八)
诸侯无故不杀牛，大夫无故不杀羊，士无故不杀犬豕，庶人无故不食珍。庶羞不踰牲，燕衣不踰祭服，寝不踰庙。大夫祭器不假，祭器未成，不造燕器。
「大夫祭器不假」，此说是。礼运以「大夫祭器不假，为非礼」，非也。皇氏以「有地」「无地」大夫别之，未确。按：曲礼「无田禄者不设祭器」，前云「大夫士有田则祭，无田则荐」，则无田禄者始无祭器，安得竟谓大夫不当有祭器乎？曲礼又云「士寓祭器于士」，则士亦得有祭器矣。又曰「祭器未成，不造燕器」，与曲礼「祭器为先，养器为后」义同。(卷二二，页二○)
古者：公田，藉而不税。市，廛而不税。关，讥而不征。林麓川泽，以时入而不禁。夫圭田无征，用民之力，岁不过三日。田里不粥，墓地不请。
此章皆取孟子之文而以言周制也。「古者」云者，乃秦汉时人称周之辞。「公田，藉而不税」，即孟子「助者，藉也」之义。郑氏因孟子「殷人七十而助」，便为殷制。不知孟子不又曰「虽周亦助乎」？「市，廛而不税。关，讥而不征。林麓川泽，以时入而不禁」，即孟子「市，廛而不征。关，讥而不征」，及述文王洽岐之政曰「关市讥而不征，泽梁无禁」，是也。郑氏谓「周礼国凶札则无门关之征」，其意亦欲以此市关不税、不征为殷制。果尔，殷家何宽，周家何酷耶！且此为文王之政，焉有文王定其制，而周公敢改之乎？「夫圭田无征」，「夫」字或为「余夫」，脱「余」字。「余夫」与「圭田」，即孟子「卿以下圭田五十亩，余夫二十五亩」而云，「无征」足补孟子所未备。郑又谓「此即周礼载师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，税什一」，其意亦欲以此「无征」为殷制，不知孟子告滕文公为国，皆述周家分田制禄之法，至以殷制而引大田之诗，曰「虽周亦助」，则其前后皆言周制自可知，岂有「圭田」「余夫」独为殷制乎？夫周之卿以下，圭田皆无征，而郑必谓「士田有征」，何也？孔氏曰：「殷政宽厚重贤人，周则税之。」嗟乎！周家以忠厚立国，故开基八百年，为前古后今之所无，奈何诬之至此乎？此固郑执礼解礼之谬，而实周礼之诬周以启之也。
孔氏以「用民力，岁不过三日」，强合周礼均人「丰年，公旬用三日；中年，公旬用二日；无年，公旬用一日」之说，又以此为周制。何王制所言，倏殷倏周若此乎？周礼「公旬」「旬」字本是「十日之旬」。郑注周礼欲牵合王制以「旬」作「均」，亦无周礼上「均人」如是，而下「均」字又作「旬」字者，大抵郑孔解礼记本意，未尝不欲以为周制，凡周礼之不合而可以强合者，亦必强合之；其必不可强合者，乃始以为殷制而已。又曰「用民之力，岁不过三日」，呜呼！此先王不忍人之心，不忍人之政也。周礼重征繁役，悉乱世之政，后儒反执之以解礼，其贻害后世有不可胜言者，可胜叹哉！(卷二二，页二一—二二)
司空执度度地，居民山川沮泽，时四时。量地远近，兴事任力。凡使民：任老者之事，食壮者之食。
周之官制，周礼既伪，而尚书周官又伪，皆不足据。赖有王制略叙「冢宰」「司徒」「司马」「司空」诸职，尚足见当时官制什之二三焉。后人反因周礼、周官而疑王制，非所谓颠倒见乎？或曰：「前于祫禘之说多不谓然，兹独官制而信之，何耶？」曰：「祫禘之说盖本春秋时沿者而言，故多疑互，若夫官制即春秋、战国尚多与周初未甚变更，汉初去古未远，博士必有考据，而以较夫王莽时之周礼，东晋出之周官，相越万万矣。向来习闻习见之耳目，得此为之顿易，则此篇之传好古尚论者其亦曷可少哉！各职俱详论其下。」按：「司空」之名见于虞书。尧时以平水土为亟，故首命禹宅百揆而兼其职。周制多本于虞，是以王制亦首叙「司空」焉。自周礼以「司空」为掌邦事，而以度地居民之政属之「司徒」。盖其意欲以「司徒」配「地官」故耳。然于「司空」更无可言，则不得不阙之，诪张为幻紊乱巳极。致后人又以考工（「工」字，原作「功」，今径改。）记续补，不知考工记本六工之书，与「司空」了无干涉，后世之人竟不知「司空」专职为何事矣，得此尚见「司空」之真面目也。此谓「平水土，安居民」为「司空」之职，首言取丈尺之度，度地方为城邑井疆以居民也。因地之山川沮泽，因天之四时，于是量地远近，制为城邑井疆，使民兴事任力，而其所使民者，又宽其劳，厚其糈有如此。(卷二二，页二四—二五)
凡居民材，必因天地寒暖燥湿，广谷大川异制。民生其间者异俗：刚柔轻重迟速异齐，五味异和，器械异制，衣服异宜。修其教，不易其俗；齐其政，不易其宜。
上言「度地居民」，谓「定其城邑井疆」；此言「凡居民材」，谓「定其民居宫室」。观下总叙「中国、夷、蛮、戎、狄，皆有安居、和味、宜服、利用、备器」，可见「凡居民材」即上「凡官民材」，「材」字不必油解。言凡所以居民材者，必因天地寒暖燥湿，广谷大川异制。如寒者墐塞之，暖者疏通之，燥者处之以低，湿者处之以高，又因川谷之势而为之，凡此皆异制也。而民生其间亦异俗，因而性情、五味、器械、衣服皆异齐、异和、异制、异宜矣。但在修其教，不必易其俗，齐其政，不必易其宜耳。郑氏谓「居民材」为「使其材艺堪地气」，非也。人生于寒地，自能堪寒；生于暖地，自能堪暖，岂必待上之人择其材艺堪地之气寒暖者，而使之居寒居暖乎？陈可大因郑释「材」为「材艺」有所难通，又谓「居为储积。材为日用所须之物。如毡裘可以备冬，絺络可以备暑，车以行陆，舟以行水」。若是，又与下「衣服、器械」复，亦非也。(卷二二，页二八)
凡居民，量地以制邑，度地以居民。地、邑、民、居，必参相得也。无旷土（「土」字，原作「士」，依今本改。），无游民，食节事时，民咸安其居，乐事劝功，尊君亲上，然后兴学。
按：虞书命禹作司空，继以命弃播百谷，又继以命契作司徒。此言「地、邑、民、居相参。斯无旷土、游民，然后兴学」，故下接「司徒」之事。盖仿虞书为言，尚存古意，不若周礼之颠倒黩乱也。已上言「司空」之职。(卷二二，页三二)
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，明七教以兴民德，齐八政以防淫，一道德以同俗，养耆老以致孝，恤孤独以逮不足，上贤以崇德，简不肖以绌恶。
虞书云：「百姓不亲，五品不逊，汝作司徒，敬敷五教在宽。」王制本此为言，易「五」数为「七」。按：「司徒」本主「教」，周礼以「司徒」为「地官」，故全杂入「司空」之事，甚谬。又按：「司徒」主「教」，「教」者，教以人伦也；人伦即礼也。故此先言「礼」，后言「教」，若大宗则掌其仪文，大史则掌其典册耳。故周礼谓「宗伯掌邦礼」者，亦谬也。(卷二三，页二)
命乡，简不帅教者以告。耆老皆朝于庠，元日，习射上功，习乡上齿，大司徒帅国之俊士与执事焉。不变，命国之右乡，简不帅教者移之左，命国之左乡，简不帅教者移之右，如初礼。不变，移之郊，如初礼。不变，移之遂，如初礼。不变，屏之远方，终身不齿。
注疏执周礼解此者有二谬：「乡」，乡之有司也。注疏以「乡」为「乡大夫」，又以「遂」为「遂大夫」，皆合周礼，于「郊」则无可言，曰「此亦乡大夫临之」，一谬也。「习射上功，习乡上齿」，即「乡射」「乡饮酒礼」。谓自元日始皆于乡之庠习之也。注疏：「周礼州长『射于州序，在州学』；党正『酒以正齿位，在党学』。谓初时耆老聚会于庠学，党择元日州学习射，「党学」「习乡」各在一处，不得同日。」若是，则有「庠学」「州学」「党学」三学矣。支蔓殊甚，更不知「州」何以必习射？「党」何以必习乡耳？二谬也。
此文凡四不变，三初如礼。盖「元日」是一年，「三不变」「三如初礼」是二年至四年，「不变乃屏之远方」是五年，然不寔下年数，亦大？言之耳。郑氏又执学记「九年大成」以解此文，于「每年」之下加以「中年」；「中年」者，间一年也。于「不变，屏之远方」下已足「九年」之数，又不复云「中年」；孔氏为之说曰：「九日限极，不须云『中年』也。」郑孔执礼解礼，率合无理如此。果尔，亦当以王制所言为「七年，小不成；九年，大不成」矣，岂非笑资乎？
又云王制或言「司徒」或言「大司徒」，一也。「司空」「司马」「司寇」等官同其云「大」者，必以后以诸侯有此等官，故加天子以「大」字别之耳。周礼之分大小皆非古制。方性夫曰：「此言大司徒，则知上所言司徒者，兼小司徒也。盖欲俊士执事以激群众，非大司徒躬率之不可。然则上文修六礼七教诸事，又可不必大司徒躬率。」即如此解经，触着成碍矣。王制「乐正」分「大」「小」，其「司徒」则有「大」无「小」，足证「司徒」等官「大」字者非「小」矣。(卷二三，页五—六)
命乡，论秀士，升之司徒，曰选士。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，曰俊士。升于司徒者，不征于乡；升于学者，不征于司徒，曰造士。
「学」，国学也。「升之学，曰俊士」，郑氏曰：「可使习礼者。」夫既升于学，其人岂仅能习礼而已乎？此附会书传「适子二十入大学」之文，不可从。
「升于学者，不征于司徒，曰造士」，升于学者，本是俊士，但自此「不征于司徒」，而为乐正所造之士，故又曰：「造士，其升于司徒者。」「不征于乡」二句，只是带说连类以明之之义，与「曰造士」意不贯。已上言「司徒」之职。(卷二三，页八—九)
将出学，小胥，大胥，小乐正，简不帅教者以告于大乐正。大乐正以告于王。主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学。不变，王亲视学。不变，王三日不举，屏之远方。西方曰棘，东方曰寄，终身不齿。
此本虞书「命夔典乐（「乐」字，原作「学」，今径改。），教冑子」为言。说者谓「即宗伯之大司乐」，固不足据；又有据王制谓「大司乐不当属宗伯，当属司徒」，亦非也。典乐在虞为九官之一，故知亦不属于司徒也。上言「贱者必四不变，然后屏之」；今贵者二不变，而即屏之，岂贵者反严于贱者哉？不然也。王制掇拾群书，其言故多不合，后儒犹欲执礼解礼，不亦惑乎？或谓「乡遂为三年大比之时，国子为九年大成之后」，亦臆意。(卷二三，页一三—一四)
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，而升诸司马，曰进士。
若以大乐正为即周礼宗伯之大司乐，则大司乐为中大夫，岂以司徒贵卿不得告于王，而反籍此中大夫乎？非可知矣。盖大乐正即虞廷典乐之官，所以教冑子者，国学人材是其专这，故得告于王，而司徒不复与与耳。已言「乐正」之职。(卷二三，页一四—一五)ARTX.CN
大夫废其事，终身不仕，死以士礼葬之。
司徒教养之，司马爵禄之，二者相参焉。周礼司马有司士一条，正袭其意，后人遂得借口以释此文耳。(卷二三，页一七)
有发，则命大司徒教上以车甲。
此又言司徒与司相参之事也。但司马虽任进退爵禄，然军政乃其本职，王制所言正似略，岂示治世右文而左武之意与？已上言「司马」之职。(卷二三，页一八)
凡执技论力，适四方，臝股肱，决射御。凡执技以事上者：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（「工」字，原误作「上」，今径改。）。凡执技以事上者：不贰事，不移官，出乡不与士齿。仕于家者，出乡不与士齿。
此言技人之事，不知何属？(卷二三，页二○)
司寇正刑明辟以听狱讼，必三刺，有旨无简不听。附从轻，赦从重。
按：「刺」字从刀，以刀却牍书名于简曰「刺」。「三刺」者，覆按狱辞凡三以求其情，其或但有旨意而无核实者不听也。「刺」之为「杀」，又别一义。自周礼大司寇袭此「三刺」为说，曰「以三刺断庶民狱讼之中：一曰讯群臣，二日讯群吏，三曰讯万民。听民之所刺宥」，而郑氏引之为证。今按王制「三刺」，使果如其「讯群臣」诸说，宁有不自疏明之理？且「刺」与「讯」又绝不同，周礼以「刺」为「讯」甚属乖异，然终以「刺」字无着落，则曰「听民之所刺宥」。既以「刺」为「讯」，又以「刺」为「杀」，何周章至此耶？说者曰：「刺而谓之讯者，讯之然后刺故也。」夫所谓「讯」者，必虚其中而听之，凡「刺」与「宥」皆先无所主方可，岂可先以「刺」为主乎？且其于司刺职则直云「壹刺曰讯群臣」矣，则又岂物讯之然后刺乎？缪乱如此，而郑注王制必以周礼实之，千载人群相信，从无有疑而辨者，良可叹也！中国古籍全录
「无简不听」，本吕刑语。「附从轻，赦从重」，亦本尚书「与其杀不酣，宁失不轻」及「省灾肆赦」之义。(卷二三，页二一—二二)
凡制五刑，必即天论，邮罚丽于事。
「即天论」，即皋陶谟「天讨有罪」及吕刑「非尔惟作天牧」之意。「丽于事」，即吕刑「惟时苗民匪察于狱之丽」之意。
郑氏曰「即或为则，论或为伦」，亦近是。但于下「父子君臣」义复。郝仲舆以「天」字句绝，亦非。(卷二三，页二三)
凡听五刑之讼，必原父子之亲，立君臣之意以权之。意论轻重之序，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。悉其聪明，致其忠爱以尽之。疑狱，●与众共之；众疑，赦之。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。
「疑狱，●与众共之；众疑，赦之」为一义，「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」为一义；「比」，犹例也；所以比例成狱，与上义不蒙，然郄联下节。此曰「以成之」，下曰「成狱辞」，是也。自孔氏误解，以为「此言虽疑而赦之，不可直尔而赦，当必察旧法轻重之例以成于事」。夫既已赦之矣，又云「不可直尔而赦，当必察按」云云，以误解书之故而立意残酷，使人遵其言而用之，其不造福于斯民甚矣。诸家多仍其误，惟陈可大曰：「比，犹例也；小者有小罪之比，大者有大罪之比，察而成之无往非公也。」其说与上不蒙，得之。(卷二三，页二四)
成狱辞，史以狱成告于正，正听之。正以狱成告于大司寇，大司寇听之棘木之下。大司寇以狱之成告于王，王命三公参听之。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，王三又，然后制刑。
郑氏以执周礼谓「正」为「乡师之属」，「棘木」为「左右九棘之位」，以「一宥曰不识，再宥曰过失，三宥」曰遗忘」，解此三「又」，皆非也。「正」何以知是「乡师之属」？周礼「左右九棘」附会此「棘木」之下为说也。「又」当作「宥」，是已。「三宥」即如文王世子所言「三宥」之意，不必定以三事寔之，且其以为「不识」「过失」「遗忘」，尤有可议。王制所言是「听讼，察小大之比。成狱辞，以来史以成告于正，正以成告于大司寇，大司寇以成告于王，王命三公参听。三公又告于王」，如此详慎，岂尚有「不识」「过失」「遗忘」之浅显易见者而不知「宥」，直待王始「宥」之乎？周礼之诬说不可用明矣。使「三刺」「三宥」果皆如周礼所言，王制何以隐而不以示人？即不明于此，亦当明于后。如「六礼」「七教」之类，乃必待周礼一一详释之，则又是礼记为经，周礼为传耶，可笑也。
究之「三宥」之说亦有可商。先王行法以诚实为主，疑狱合宜详慎再三；至于果有确当其罪无可疑者，亦岂必如是乎？是徒为虚文，而启人主市恩于已，委过于下之心矣。(卷二二，页二六—二七)
凡作刑罚，轻无赦。刑者侀也，侀者成也，一成而不可变，故居子尽心焉。
「轻无赦」即无轻赦，乃倒装字法；谓轻易为赦，则民多犯法，故不可也。若云「虽轻不赦」，其言则峻刻矣。(卷二三，页二八)
凡执禁以齐众，不赦过。有圭璧金璋，不粥于市。命服命车，不粥于市。宗庙之器，不粥于市。牺牲不粥于市。戎器不粥于市。用器不中度，不粥于市。兵车不中度，不粥于市。布帛精麤不中数，幅广狭不中量，不粥于市。奸色乱正色，不粥于市。锦文珠玉成器，不粥于市。衣服饮食，不粥于市。五谷不时，果实未熟，不粥于市。木不中伐，不粥于市，禽兽鱼？不中杀，不粥于市。关执禁以讥，禁异服，识异言。
「命服，不粥于市」，则他服可粥矣。云「五谷不时，果食未熟，鸟兽鱼？不中杀，不粥于市」，则「时熟」「中杀」者，可粥矣。又云「衣服饮食，不粥于市」，不可晓。孔氏以为与珠玉连文，据华美者言，此为饰说耳。已上言「司市」之职。(卷二三，页三一)
五十养于乡，六十养于国，七十养于学，达于诸侯。八十拜君命，一坐再至，瞽亦如之。九十使人受。
郑氏以「国」为「国中小学」，「学」为「大学」者，因下文「殷人养国老于右学，养庶老于左学」，遂附会上文「小学在公宫南之左，大学在郊」，而因以此「国」为「国中小学」，「学」为「大学」也。不知「右学」「左学」绝不合「小学在公宫南之左，大学在郊」之文，而「小学」「大学」又绝不合「养于国，养于学」之文，皆牵合无谓。且此文明分「国」与「学」为言，岂得谓「国」亦为「学」乎？按：「养于乡」「养于国」犹「杖于乡」「杖于国」之义，「养于学」即下文「养于庠、序、学、胶」诸义耳。(卷二四，页四)
五十始衰，六十非肉不饱，七十非帛不暖，八十非人不暖，九十，虽得人不暖矣。
此与孟子「五十非帛不暖，七十非肉不饱」之文不同。「非人不暖」之人，当这之人子与。(卷二四，页六)
五十杖于家，六十杖于乡，七十杖于国。八十杖于朝，九十者，天子欲有问焉，则就其室，以珍从。
「九十，天子有问」，方性夫曰：「前言巡守之礼曰：『问百年者，就见之』，而此言『九十者』，何也？彼之所言则一国之老，又不必有爵者，故其礼为杀；此之所言则天下之老，惟有爵者而已，故其礼为备。」按：此说亦未悉。此所问者，问其道德及政事；彼所问者，但问其年耳，非仅谓「有爵」与「无爵」也。(卷二四，页七)
七十不俟朝，八十月告存，九十日有秩。
「告存」，谓每月遣人告问而抚存。孔氏谓「告问存否」，非也。(卷二四，页七)
五十不从力政，六十不与服戎，七十不与宾客之事，八十齐丧之事弗及也。
「五十不从力政」，其义是周礼乡大夫「国中以七尺以及六十，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，皆征之」，此苛政，不可用也。又祭义云「五十不为甸徒」，则未六十即不与服戎矣。其说不同。陆农师曰：「祭义『五十不为甸徒』，即此所谓『不与力政』，虽不为『徒』，犹以为『士』，是未免服戎之事也。」此曲说。(卷二四，页八)
五十而爵，六十不亲学，七十致政。唯衰麻为丧。
「五十而爵」与曲礼「艾，服官政」同，或以为「士」，或以为「大夫」也。郑氏必谓「命大夫」者，以王制为殷法，殷则士无爵故也，不可从。「不亲学」，或谓「不能备弟子之礼」；或谓「以前未学，至六十始亲学，晚矣，故不亲学」。二说未知孰是。(卷二四，页九)
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，养庶老于下庠。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，养庶老于西序。殷人养国老于右学，养庶老于左学。周人养国老于东胶，养庶老于虞庠；虞庠在国之西郊。中国古籍全录
郑氏曰：「皆学名也。异者，四代相变耳，或上西，或上东。」按：郑注惟此数语是，其余之说，皆附会前「小学在公宫南之左，大学在郊」之文也。其注「小学在公宫南之左，大学在郊」，则曰「殷之制」，又附会此处「殷人养国老于右学，养庶老于左学」之文也。何以见之？其云「上庠、右学，大学也，在西郊」，此本「大学在郊」为说也；其云「下庠、左学，小学也。在国中王宫之东」，此本「小学在公宫南之左」为说也。盖以云：「虞、殷同制也。」其云「东序、东胶，亦大学，在国中王宫之东」，此又反「大学在郊」为说也。其云「西序、虞庠，亦小学也；西序在西郊，周立小学于西郊」，此又反「小学在公宫南之左」为说也。盖以为夏、周与虞、殷异制也。后世鄙儒见郑此等之说，以为得、成去古未远，其言典制必有所据，而遵信之，即有心疑其非者，然亦不得究其说之所从来，则亦姑置之。今为摘抉其根柢，以见郑之执礼解礼，其武断欺世如此。郑又谓「或贵在郊」，据本文惟谓「虞庠在国之西郊」，初未尝以为贵，则其妄亦可见矣。又谓「周之小学为有虞氏之庠制」，其云「周之小学」固非，其云「有虞氏之庠制」亦非也。岂有大学为东胶，而反以小学法有虞氏之庠制乎？此必谓周养庶老之地，适在昔日虞庠之地，其虞庠之地在国之西郊耳。
此外别有解者，又有二家陆农师曰：「三老五更者，天子之大老也，故于大学养之。记曰『养三老五更于大学』，是也。国老、庶老则养于小学而巳。」按：王制无「养三老五更于大学」之文，何以知其皆为小学？此臆解也。郝仲舆曰：「上庠，国学；下庠，乡学。夏以东序为国学，西序为乡学，上左也。殷以右为国学，左为乡学，上右也。周建东胶于国东，为国学；建庠于西郊，为乡学，亦尚左也。」此说虽近是，然亦无征，未敢以为必然耳。(卷二四，页一○—一一)
有虞氏皇而祭，深衣而养老。夏后氏收而祭，燕衣而养老。殷人冔而祭，缟衣而养老。周人冕而祭，玄衣而养老。
郑氏曰：「夏尚黑，而黑衣裳；殷尚白，而缟衣裳；周则兼用之，玄衣、素裳。」郑欲强合上「修而兼用之」之文，故为此说。但据朝服或是素裳，而玄端则玄裳、黄裳、杂裳，爵弁亦纁裳，周人何尝皆用素服乎？谓「夏黑裳，殷缟裳」，尤武断。
按：记文但言「衣」，不必增以「裳」，然以「玄衣」论之，是「纁裳」。何也？记文云「冕而祭，玄衣而养老」，则此为冕服，衣以象天，故用玄服以象地，故用纁。玉藻云：「衣正色，裳间色。」纁，赤黄色，间色也。郑注周礼司服亦云「凡冕服，皆玄衣、纁裳」，正此之证。彼以不合「素裳」之说，故隐其「冕服」，而用「朝服」为说耳。(卷二四，页一六)
凡三王养老皆引年。八十者一子不从政，九十者其家不从政，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政。父母之丧，三年不从政。齐衰大功之丧，三月不从政。将徙于诸侯，三月不从政。自诸侯来徙家，期不从政。
引尔雅「陈也」谓「陈其年数」，如八十、九十分别而存恤之也。
按：以上言「养老之政」可谓详悉矣。然犹是枝叶耳。孟子曰「西伯善养老，制其田里，教之树畜，导其妻子，使养其老」，此养老之根本也。(卷二四，页一七)
少而无父者谓之孤，老而无子者谓之独，老而无妻者谓之矜，老而无夫者谓之寡。此四者，天民之穷而无告者也，皆有常饩。
此取孟子述「文王治岐之政」语。「天民」，犹天下之民。(卷二四，页一九)
瘖、聋、跛、？、断者、侏儒、百工，各以其器食之。
此取国语：「八疾」为说。荀子「五疾」亦同。(卷二四，页一九)
道路：男子由右，妇人由左，车从中央。父之齿随行，兄之齿雁行，朋友不相踰。轻任并，重任分，班白者不提挈。君子耆老不徒行，庶人耆老不徒食。
「徒行」出论语，遂生出「徒食」，妙。(卷二四，页二○)
方一里者，为田九百亩。方十里者，为方一里者百，为田九万亩。方百里者，为方十里者百，为田九十亿亩。方千里者，为方百里者百，为田九万亿亩。
「方一里者，为田九百亩」，取孟子「方里而井，井九百亩」之文。已下以开方之法推之，十里为百里，是十倍也。「九万亿亩」，当是九千亿亩，旧说是。(卷二四，页二一)
自恒山至于南河，千里而近。自南河至于江，千里而近。自江至于衡山，千里而遥。自东河至于东海，千里而遥。自东河至于西河，千里而近，自西河至于流沙，千里而遥。西不尽流沙，南不尽衡山，东不尽东海，北不尽恒山，凡四海之内，断长补短，方三千里，为田八十万亿一万亿亩。
「东不尽东海」「西不尽流沙」，取禹贡「东渐于海，西被于流沙」为说，又变「朔南暨」之文，以为「南不尽衡山」「北不尽恒山」也。其云「不尽」者，亦较禹贡为说，彼言「声教之所讫」，此言「疆理之所讫」也。(卷二四，页二六)
方百里者，为田九十亿亩：山林、陵麓、州泽、沟渎、城郭、宫室、涂巷，三分去一，其余六十亿亩。
按：孟子曰「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」，而前亦云「凡四海之内九州岛，州方千里」。此云「方三千里」自属误文。孔氏以「三三而九」曲解之，固是不得巳之见。陈可大又以为「方百里」为「田九十亿亩，则方三千里，当云『八万一千亿亩』，如疏义亦沿误释之也。」此说？「三千里」之误，反以疏义为误，益足以欺后学。徐伯鲁又谓：「若九千里则下文亩数合，若三千里则不合，必有一误。」此又持两端之见，无取也。郝仲舆曰：「此明前文『千里内曰甸，外曰采曰流』。州制九州岛之地，自禹贡（「禹贡」，原误作「贡禹」，今径改。）『五服』称『五千里』，周礼『九服』称『六千里』，秦、汉以后开拓至万里。今（「今」字，原误作「金」，今径改。）据所记『甸』『采』『流』，四方不过三千里，盖周衰以后之地。」此说亦非也。前文「甸」「采」「流」之说因宜脱误，而此一段又不尽合，必云「据『甸』『采』『流』方四方三千里，周衰以后之地」，不知周衰何所指？若春秋、战国之周，何有三千里？若通言列国，又奚啻三千里？则孟子「方千里者」之说，反不足凭。何且本文明曰「四海之内，断长补短」，则亦不止言「甸」「采」「流」三千而巳，何必执一说以强通耶。(卷二四，页二七—二八)
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，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。古者百亩，当今东田百四十六亩三十步。古者百里，当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。ARTX.CN
郑氏曰：「周尺之数未尝闻之。按礼制周田以十寸为尺，盖六国是时多变乱法度，或言尺八寸。」按：郑谓「周田以十寸为尺」者，疏以职据玉人职云「镇圭尺有二寸」及「桓圭九寸」之说也。但王制言「八尺为步」，不言「寸数」。说文有云：「尺八寸，周尺也。」郑云「或言周尺八寸」者，必是当时之书有此说耳。其以「十寸为尺」者，见周礼考工记诸文。其云「周尺十寸」，他经传未有其说，郑误信周礼，谓「六时多变乱法度，或言周尺八寸尺以为十寸，后世尺为八寸」，谬矣。盖王制所两云「周尺」乃「八寸尺」也。后世变乱法度，以「八寸尺六尺四寸」变乱「八寸尺八尺」，故王制之言曰「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，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」，以见今之曰田里增多于古如此也。若谓以「八寸尺八尺」为变乱「十寸尺八尺」，此岂本文意乎？又「六尺四寸」者，短于又尺十分之二，不可油。六尺四寸以为八八六十四言之。陈用之曰：「周尺八尺为步，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。后世四寸乃八尺耳。」方性夫曰：「古者以八尺为步，后世则以六尺四寸为步者，以八八六十四言之，则以古尺当今适八寸尔。」此二说亦谬。若是，「十寸尺六尺四寸」即是「八寸尺八尺」，正是相合，何必言之？下文何以云「古者百亩」云云乎？此全不察本文，且即如其说，以「八尺之八寸尺」曰「周尺」，以「六尺四寸」为「十寸尺」亦曰「周尺」，不有两周耶？所以陈用之、蔡元定之徒皆以周法「十尺八尺」为文。嗟乎！使周尺果有两，孔子何以曰「谨权量，审法度」乎？故知本文两周尺，皆「八寸」无疑也。若其分步数之古大，王制乃汉儒作是也，以古为周，今为秦汉，史记言「秦以六尺为步」，是也。然管子、司马法亦皆言「六尺为步」，则春秋以来已有。自其所谓「古者」，指「周初」而言，与陈用之以「春秋时六尺为步」，遂谓「古者六尺为步」，而疑王制「八尺」之不同。季明德又袭其说，一以司马为宗，极论王制之附会。其以宗藩司举所得周尺为据，盖言漫无稽矣。
「古者百亩」以下之（文「文」字，原作「下」，今径改。），考之古皆不合，而不合之中解者又有不同焉。郑氏曰：「或曰周尺八寸，则步更为八八六十四寸，以此计之，古者百亩当今百五十六亩二十五步，古者百当今百二百五里。」孔子曰：「古者以八寸为尺，今以周尺八尺为步，则一步有六十四寸。令以周尺为六尺四寸为步，则一步有五十二寸，是今步比古步，每步剩出一尺二寸。以此计之，为古者百亩，当今东田百五十二亩七十一步有余，与此百四十六亩三十步不相应也。又今步每步剩古出十二寸，以此计之，则古之百里当今百二十三里一百一十五步一十寸，与此言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十二寸二分又不相应。」陈可大曰：「愚按疏义所算亦误，当云：古者八寸为尺，以周尺八尺为步，则一步有六尺四寸。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，则一步有五尺一寸二分，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尺二寸八分。以此计之，则古者百亩，当今东田百五十六亩二十五步一寸六分有奇，与此百四十六亩二十步不相应。里亦微此推之。」愚按：陈说即注说也。疏第以「六尺四寸」之「四寸」，寸分为「寸」，则以「八分」为「寸」，所以不同耳。又曰「东田」亦未详。方性夫谓诗所为「南东其亩」，然此言「东」无「南」字。郝仲舆谓：「古帝都西北，垦田偏在东南。周（原作「用」字，依文意改。）、秦、汉偏居西，中原称东土，故曰：东田。」按：古于本时各地，在后稷开粒食之先，公刘往彻田之至，皆在于西河，曾在东且南耶？(卷二四，页三一—三三)
天子之县内：方千里者为方百里者百。封方百里者九，其余方百里者九十一。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，为方百里者十，方十里者二十九，其余方百里者八十，方十里者七十一。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，为方百里者十五，方十里者七十五，其余方百里者六十四，方十里者九十六。
此从孟子「上农夫食九人」一句推出。(卷二四，页三八)
月令
孟春之月，日在营室，昏参中，旦尾中。
尝考二十八宿之名，三代未有，即尔雅星名亦不全合，而月令昏旦之中其不全合亦然。盖月令自据当时周历而云也。尧典唯见「虚」「昴」二星，而「火」非「房星」，「鸟」又无可征。自孔传以「鸟」为「南方朱鸟」，谓「朱鸟该南方七宿」，不知「朱雀」「玄武」「青龙」「白虎」等名，此后世之说，始见于曲礼，而史记以列宿分属之尧时，宁有此乎？且于彼三时不言「元武」「青龙」「白虎」，何独于春言「朱雀」？又「虚」「昴」以宿言，何独于「房」「心」之宿言「火」？又「虚」「昴」各属秋冬，何独以「房」「心」二宿为夏，且以「朱鸟该七宿」属春？观此则其不可以列宿强合尧典明甚。况月令于列宿尚不全合，而后人乃欲以月令强合尧典，尤惑之甚者也。下「仲春，昏弧中，旦建星中」，郑氏曰：「孤在舆鬼南，建星在斗上。」孔氏曰：「仲夏，昏亢中，尚书云『日永、星火』。不同者，星火总为大火；月令举其月初，尚书总举一月，故不同也。仲秋，昏牵牛中，尚书云『峨中、星虚』。仲冬，昏壁中，尚书云『日短、星昴』。不同者，亦是月令举其初朔，尚书总举一月之中，理亦不异。熊氏云：「弧与建星非二十八宿，而昏明举之者，由弧星近井，建星近斗；井有三十三度，斗有二十六度；其度既宽，不知何日的至井斗之中，故举孤星、建星也。」郑惟云『弧在鬼南』，其实仍在「井」之分域。此『仲春，昏弧中』，尚书云『日中、星鸟』。不同者，如郑意；南方七宿总为鸟星，井星（「星」字，原作「鬼」，今径改。）则鸟星之分，故曰星鸟，与此同也。」愚按：此说无论，「鸟」非「朱鸟七星」。即日「弧星」当「井」「鬼」之间，属之朱鸟七宿矣；若谓「建星」近「斗」，「斗」属「北方玄武」，岂属「朱鸟」乎？孔明知之，所以但举「井」「鬼」，而不言「斗」也。陈用之曰：「书于仲夏举『房』『心』，而月令举『亢』；书于仲秋举『虚』，而月令举『牛』；书于仲冬举『昴』，而月令举『壁』；则书之『中星』常在后，而月令『中星』常在前，盖月令举月本，书举月中也。」按：此即袭孔说，其言夏、秋、冬而不言春，与孔正同。大抵义理有所不通，故其辞遁穷如此。孔氏曰：「三统历：『立春昏毕度中，去日八十九度；正月中昏井二度中，去日九十三度。』元嘉历：『立春昏昴九度中，月半昏觜觿一度中，皆不昏参中。』计正月昏参中，依三统历，在立春后六日，参星初度，昏得中也。盖月令昏明中星，在一月之内有中者，皆得载之。但二十八宿，其星体有广狭，相去远近；或月节月中之日，昏明之时，前星已过于午，后星未至正南；又星有明暗，见有早晚，明者，则昏早见而旦晚没；暗者，则昏晚见而旦早没，所以昏明之星，不可正依历法，但举大略耳。」按：孔举汉二历以见日躔中星之不同，乃是岁差之法也。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，岁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；天度四分之一有余，岁日四分之一不足；故天渐差而西，岁渐差而东，所谓岁差者如此。自晋虞喜发其端，而唐一行阐而已。孔似未达斯旨，乃谓「星体有广狭」，及「星有明暗，见有早晚」，未免鹘突耳。(卷二五，页五—七)
其日甲乙中国古籍全录
甲丙戊庚壬为阳，乙丁己辛癸为阴。阴所以佐阳。故郑氏曰：「乙不为月名者，君统臣功（「功」字，原作「故」，今径改。）也。」孔疏未明。(卷二五，页九)
其帝大皞，其神勾芒。
圣人不语：怪、力、乱、神。自左氏记蔡氏之言，有「句芒」等五官名，及「受氏姓，封为上公，祀为贵神」诸说，本属荒诞，而月令因之，以为五神，又增配五帝，后人遂以为君臣之号，悉不足信也。(卷二五，页一○)
其虫鳞。
尚书于「鸟兽」言「孳尾」「希革」「毛毨」「氄毛」，皆体察造物化生之意，以知时令，自是确当不易。此以「鳞」「羽」「？」「毛」「介」五虫，分配「四季」「五行」，殊凿，且无意义。(卷二五，页一一)ARTX.CN
其音角律中太蔟。
以「五音」配「四季」「五行」，可；余说见「中央土」，下同。以「十二律」配「十二月」，可。(卷二五，页一二)
其数八。
郑氏曰：「数者，五行佐天地生物成物之次也。易曰『天一地二，天三地四，天五地六，天七地八，天九地十』，而五行自水始，火次之，木次之，金次之，土次之。木生数三，成数八；但言八者，举其成数。」孔氏曰：「郑注易系辞云：『天一生水于北，地二生火于南，天三生木于东，地四生金于西，天五生土于中；地六成水于北，与天一并；天七成火于南，与地二并；地八成木于东，与天三并；天九成金于西，与地四并；地十成土于中，与天五并也。』是水数一，成数六；火数二，成数七；木数三，成数八；金数四，成数九；土数五，成数十。故此云『木生数三，成数八』，云『举其成数者，金、木、水、火以成数为功也』。皇氏用先儒之义，以为『金、木、水、火得土而成。以水数一，得土数五，故六也；火数二，得土数五，为成数七；木数三，得土数五，为成数八；金数四，得土数五，为成数九』，此非郑义，今所不取。」愚按：书之洪致自言「五行」，易之系辞自言「阴阳奇耦」，各不相通。郑据「五行」解易辞，分别天地生成之数，今又以解易辞者解月令，縢谬也。月令所谓「其数八」者，固以「五行」言，然亦非天地生成之谓。孔疏引皇氏之说，所不取者，乃是也。盖五行之始于一，而至于五，故一二三四合五而成六七八九，以见土无定位，无成名，无专气，必以水火木金四者合之，而水火木金成，土亦成矣。若如郑分成之数，月令何为但言「成数」而遗「生数」乎？若曰：「以成数为功，故举之。」夫「生数」统于「成数」，「成数」本之「生数」，「生数」岂反无功乎？于是于「中央」推说不去，则又曰：「言生数」。窃恐作月令者，必不举此遗彼，及此同彼异之若是耳。(卷二五，页一三—一四)
其味酸，其臭膻。
「五味」配「五行」本洪致，「五臭」则月令所增也。(卷二五，页一四)
其祀户，祭先脾。
「五祀」之说见于曲礼、王制及士丧礼，其以「户」「？」「中溜」「门」「行」之名，分配于「四时」「中央」者，则见于月令也。「春祭先脾，夏祭先肺，中央祭先心，秋祭先肝，冬祭先肾」，皆无意义，所以诸家之解，悉不可通。郑氏曰：「祀之先祭脾者，春为阳中，于藏值脾，脾为尊。」按：五藏之位：肺在前，心次之，肝次之，脾次之，肾为下。则肝为中，可直阴中之秋矣；脾非中，何以直阳中之春？一合一否，余可类推。此一说之不可通也。孔氏曰：「所以春位当脾者：牲立南首，肺最在前而当夏，肾最在后而当冬，从冬稍前而当春，从肾稍前而当脾，故春位当脾；从肺稍却而当心，故中央主心；从心稍却而当肝，故秋位主肝；此直据牲之五藏，而当春夏秋冬之位。」按：谓肾则在后而当冬，则肺在前宜当春矣，何以当夏？其或云「稍前」，或云「稍却」，可见无一定之位，故辞费如此。何得据牲之五藏，而当四时之位乎？此二说之不可通也。马彦醇曰：「春祭先脾，为其木胜而养土；夏祭先肺，为其火胜而养金；秋祭先肝，为其金胜而养木；至其静而辩于物，于道为复，于时为藏，各反其木，冬祭先肾为是故也。土于气为中，而主五行；心于形为中，而主五官；中央祭先心为是故也。」按：此说尤混。于「春」「夏」「秋」以「相先」言，于「冬」以「所属者」言，于「中央」以「居中」言，一事而分三义，此三说之不可通也。吴幼清曰：「以人身五藏之次明之，肺最在上，心次于肺，故候心肺二脉皆在中部；肾最在下，故候肾脉在下部。四时之则，夏至，日近北极，去地最高，肺之位象之，故夏祭先肺。夏至后，日渐南，夏末比夏至之日微下，心之位象之，故中央先祭心。秋分、春分，日在赤道，平分天地之半，而当其腰，脾肝之位象之，故春先祭脾，秋祭先肝。冬至，日近南极，最下，肾之位象之，故冬祭先肾。」按：如其「脉部」之说，肝、脾在中部，土在中央，正宜取脾、肝，何以反取上部之心乎？如其「日行」之说，肝、脾俱在中位，何以知脾单属春，肝单属秋乎？亦无确义。且脾本次于肝，其谓肝之于脾者，妄矣。此四说之不可通也。至明张氏执「五行相胜」之说，谓「中央先祭心，心当作肾，冬祭先肾，肾当作心」。改古人之书以就己说，益妄不足辨。(卷二五，页一五—一七)
东风解冻，蛰虫始振，鱼上冰，獭祭鱼，鸿雁来。
凡十二月，每月二气，为二十四气；每月六侯，为七十二候，皆后世所造，月令固无之。二十四气始于汉太初历，七十二候后魏始入于历，而伪周书始妆点之为「五日一候」，故孔氏：「凡二十四气，每三分之，七十二气，气间五日有余，故一年有七十二候也。」据此皆撮取月令之文为之者也，而月令则不然，其纪候每月多寡不一，寡则或四，多则或九；又叙参差，每月取行文章法相配，不于一处见之也。徐伯鲁习见后世历书整排六候，以月令之叙次隔越，每指为错简，大可嗤也。且月令纪候中多兼叙事，如「孟春，草木萌动」，下言「王命布农事」；「仲春，玄鸟至」，下言「祀高媒」事；「雷乃发声，始电」，下言「木铎令民」事，余不备述，未尝止为一句，如后世之纪候也。又如：季春，以「鸣鸠拂羽，戴胜降桑」，叙于「毋伐桑柘」之下；孟夏，以「靡草死，麦秋至」，叙于「聚畜百药」之下；季夏，以「土润溽暑，大雨时行」，叙于「烧薙行水」之上，余不备述，此取上下文义联属也，此之不辨，安得溺今以疑古乎？上古作历无所谓「气」，但有「候」耳。尧时敬授人时，既审日月星辰，又必验之民与禽兽之间，此纪候之祖也。下此多散见于春秋内、外传，其夏小正则专述其义，盖古人见候之所著，即可以定时，以是令民事而布政尔。若夫所谓「气」，「分」「至」「启」「闭」此八者，春、秋分，夏、冬至，立春、立夏为「启」，立秋、立冬为「闭」。乃四递嬗之大端，不可与其它縢列为二十四，况其它亦即是候，何必多增以名色乎？观此则月令犹为近古矣。后世二十四气固多增设，而七十二候尤为附会也。谓「五日一候」于何验之？谓「每三分之，以为七十二候」，夫气之所至即为候，气与候又何以别之？且必欲取盈此数，便多牵凑之弊。今以气候二者考之，于月令如：「仲春，始雨水」；「仲夏，小暑至」；「孟秋，白露降」；「季秋，霜始降」皆是也。乃取以为气，何耶？「白露降」既取以为「气」，又仍列于「候」，「气」「候」相重，犹可笑也。言「候」者必准于六，故于月令之多者删之，而月令「孟冬」止有「四候」，曰「水始涸，地始冻。雉入大水为蜃，虹藏不见」，于是无以足其数，乃取其命有司之辞曰「天气上腾，地气下降，闭塞而成冬」，以为「二候」焉。不知「孟春」亦曰「天气下降，地气上腾」，正与此反正，何为取此而遗彼乎？且命有司之辞曰「天气上腾，地气下降，天地不通，闭塞而成冬」，四句文义贯通直下，岂可截作「二候」乎？更不通也。「鸿雁来」，吕纪作「候雁北」，是不应「仲秋」言「来」；「孟春」亦言「来」，说见「季秋」下。(卷二五，页一九—二○)中国古籍全录
天子居青阳左？乘鸾路，驾仓龙，载青旗，衣青衣，服仓玉。食麦与羊，其器「器」字，原作「气」，依今本改。疏以达。
郑氏曰：「凡此车马衣服，皆取于殷时而有变焉，非周制也。周朝祀礼、戎猎、车服，各以其时，不以四时异。」按：周礼亦非周制，月令亦非殷制；执周礼为周制，谓月令为殷制，是两误耳。殷礼，孔子无征，岂吕不韦反得征之？孟子曰：「夫明堂者，王者之堂也。」则是王者听政之所，南面向明而治，终岁有大事，必在于是焉可知矣。而月令曰「春，居青阳」；「夏、居明堂」「秋，居总章」；「冬，居玄堂」。如是，则「春」「秋」「冬」三时，皆不得「居明堂」矣，而「冬时北面」尤非所宜。又以中央正位名为「大室」，仅于每季月之十八日居之。如是，则四时之正皆不居中央矣。其以「青阳」「明堂」「总章」「玄堂」之大庙，取配四时；以各分之以为「左、右？」，取配十二月；以「大室」取配土王月，计天子一岁之中，凡迁徙其居者一十有六次，十二月徙十二次，季月徙四次，是十六次也。又如朱元晦「九室」之说：「十二月徙八次，余以随室之方位开门故也，四季月徙四次，则亦十二次也。」不将日无宁处乎？又车马旗衣服悉分五色，几同近世梨园子弟演剧花簇好看矣。人之食性嗜好不同，恐不能拘某时而食某物，又一切器用什物熟习既久，岂能屡易？大抵皆可言而必不可行者也。「仓龙」，释者曰「马八尺以上为龙」，若然，则龙马岂能必得，尤不可训。「食麦与羊」亦无意义，郑氏谓「麦实有孚甲，属木」；或谓「麦为火谷」；或谓「麦以金王而生，当属金」，皆无定论。郑氏谓：「羊火畜，时尚寒，食之以安性。」夫曰御寒，则冬时尤宜食，何以不食乎？或谓「羊属土」；或谓「兑为羊，当属金」；亦无定论。余三时放此，不详辨。(卷二五，页二二—二三)
是月也，以立春。先立春三日，大史谒之天子曰：「某日立春，盛德在木（「木」字，原作「本」，依今本改。）。」天子乃斋。立春之日，天子亲帅三公、九卿、诸侯、大夫以迎春于东郊，还反，赏公、卿、诸侯、大夫于朝，命相布德和令，行庆施惠，下及兆民。庆赐遂行，毋有不当。
按：「帝大皞」「神句芒」等名本左传，其所言「迎春于东郊」，或如贾、马、蔡、王之说，谓即迎大皞、句芒犹可也。郑又别据纬文谓「苍帝灵威仰，炎帝亦熪怒，白帝白招拒，黑帝？光纪」，尤为诬诞矣。孔氏曰：「郑独以为『苍帝灵威仰』者，以礼器云：『飨帝于郊，而风雨节，寒暑时。』大皞是人帝，何能使风雨寒暑得时？」按：礼器「飨帝于郊」，即郊祀上帝之礼，岂所谓「灵威仰」乎？且既曰「人帝」，亦当能使风雨寒暑得时，不然祀之何为乎？然记文亦祗言「迎春于东郊」，未尝言「祭某帝」，总不必以某帝实之耳。(卷二五，页二六—二七)
乃命大史守典奉法，司天日月星辰之行，宿离不货，毋失经纪，以初为常。
郑氏多以月令为殷礼，独因此处「典」「法」二字可合于周礼「六典」「八法」，遂以「凡日月行度之离宿」，谓「离，读如俪；宿俪，谓其属冯相氏、保章氏，相与宿偶当审候伺，」甚矣，其妄也。「宿」，皋止也。「离」，经历也。即诗「月离于毕」之「离」，谓候日月星辰皋止经历之处，为祥为灾，无令差货也。(卷二五，页二八—二九)
是月也，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。乃择元辰，天子亲载耒耜，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，帅三公、九卿、诸侯、大夫，躬耕帝籍。天子三推，三公五推，卿、诸侯九推。反，执爵于大寝，三公、九卿、诸候、大夫皆御，命曰劳酒。中国古籍全录
此言「祈谷」不言「郊」，然亦可谓「郊」。左传云「郊祀后稷以祈农事」是也，乃祈谷之郊，而非郊天大祭之郊也。「上帝」即「天」；郑谓「大微之帝」。「帝籍」，即「天子之田」；郑谓「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」，皆诞妄。孔氏疏「天神之田」，曰：「国语谓：『宣王不籍千亩。虢文公谏曰：夫民之大事在农，上帝粢盛于是乎出。』是籍田共上帝，故曰『为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』。」按：虢文公又曰「民之蕃庶于是乎生」，则何不可谓之「民田」，而必谓之「天神之田」乎？曲说如此。「保介」，即「田官之副」；郑氏谓「车右」，亦非周颂「吁嗟保介」，而云「如何新畬？于皇来牟」。若车右之勇士，何必问之以「新畬」「来牟」乎？「御」，车右也。(卷二五，页三一)
王命布农事，命田舍东郊，皆修封疆，审端径术，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，五谷所殖，以教道民，必躬亲之。田事既饬，先定准直，农乃不惑。
「审端径术」，郑执周礼「夫间有遂，遂上有径」，以「术」作「遂」，不知「术」「遂」古字通。春秋文十二年，「秦伯使术来聘」，公羊作「遂」。(卷二五，页三四)
是月也，命乐正入学习舞。
郑氏曰：「习舞，为仲春将释菜。」又于「仲春上丁，命乐习舞，释菜」，下云：「将舞，必释菜于先师以礼之。」郑谓前「习舞」为「将释菜」，是释菜用舞也；后谓「将舞，必先释菜」，是释菜本不用舞也，前后矛盾。按：文王世子曰「择菜，不舞」，则释菜本不用舞，故孔氏无说而详于「仲春」之下，余亦详彼处。(卷二五，页三六)
毋聚大众，毋置城郭。
「毋卵」，王制云「春荐韭」「韭以卵」与此不合。「毋置城郭」，大抵谓「春方发阳，勿为蔽固」之义。(卷二五，页三九)
孟春行夏令，则雨水不时，草木蚤落，国时有恐。行秋令则其民大疫，猋风暴雨总至，藜莠蓬蒿并兴。行冬令则水潦为败，雪霜大挚，首种不入。
「挚」「至」同。尚书西伯戡黎「大命不挚」，蔡氏谓「伤折」，非。月令于每月之末皆作此一段，注疏各有误解，向来皆踵其误无有觉者，今详之。其云「孟春」「仲春」「季春」行夏令者，于此则分言三月，于彼则统言一时，不定谓「孟春行孟夏令」也。郑氏于「孟春行夏令」曰「巳之气乘之」。按：「孟春行夏令」曰「雨水不时」，「仲春行夏令」曰「国乃大旱」，「季春行夏令」曰「时雨不降」，此三句文异义同，不过谓「夏属火」，则水少之义，何所别「巳气乘之」为「雨水不时」，「午气乘之」为「国乃大旱」，「未气乘之」为「时雨不降」乎？余仿此，不备论。且本文亦有不足尽据者，如：「草木蚤落」当属「秋」，何以属「夏」？「孟春行秋令」曰「其民大疫」，「季春行夏令」曰「民多疾疫」，「民疫」属「秋」，又属「夏」，其义何居？余亦不备论。是其正言四时且多游移之病，况可谓此之「孟」「仲」「季月」必合彼之「孟」「仲」「季月」乎？此注之误解者也。若其谓「每月行某令则应某事」者，盖指天道变常，阴阳舛错，则灾沴之应乃有如此，而人主鉴是，所当「预为修省以维持调护之」之意，自在言外。如：「孟春行夏令，国时有恐」，则当防患；「行秋令，其民大疫」，则当救疾；「行冬令，首种不入」，则当备荒，其义如是焉尔。而孔氏曰：「从上以来，论当月施令之事，施之顺时则气序调适，施令失所则灾害滋兴；此以下，论政失致灾之事。」此盖拾刘向五行传之余说，初非记文意也。试即依其以「孟春行孟夏令」言之，孟夏之月所施之政，如：「命乐师，习合礼乐。命大尉，赞杰俊，遂贤良，行爵出禄，必当其位」；「毋大田猎」；「断薄刑，决小罪，出轻系」等事，岂天子于孟春时或一行之，即足以招灾致害乎？余不备论。是其说必不可通，所以后儒多疑之。黄叔阳曰：「四时之令，分而言之，虽有对时育物之异；合而言之，亦有相通互法之机。此篇云反某令则有某应，则是四时各专其政而不可相通者，其限于时而废阙者多矣。洪致论『休』『咎』？丑五行，孔子作春秋不着事应，欲人君无所不谨也。若必着之，一有不中，其不怠且玩乎？」郝仲舆曰：「王者奉天时，行四时之令，虽有先后，而通融调剂，权时用中，非举一废余也。若谓某时反某令则召某灾，十二月各专一事而不相通，政之拘于时废阁者多矣。」
按：上二说固是，但不辨疏之误解，而咎于记文，非也，此疏之误解者也。(卷二五，页四二—四四)
仲春之月，日在奎，昏弧中，旦建星中。
仲春昏旦，举「弧」与「建星」，二者皆非宿名，注疏曲说非是，余详「孟春」。(卷二六，页一)ARTX.CN
其味酸，其臭膻，其祀户，祭先脾。
孙文融曰：「全同孟春，独『夹锺』二字异，何不用简叙法？下节亦只『大庙』二字异。」按：此驳月令之为文诚是。(卷二六，页二)
命有司省囹圄，去桎梏，毋肆掠，止狱讼。
「囹圄」，旧说皆谓「周曰圜土，乃秦狱名」，非也。「圜土」之名出周礼，未足据。按：宣四年，左传曰「圄伯嬴于轑阳而杀之」，则「囹圄」正是周狱名也。(卷二六，页五)
是月也，玄鸟至。至之日，以大牢祠于高媒。天子亲往，后妃率九嫔御，乃礼天子所御，带以弓韣，授以弓矢，于高媒之前。
此附会商颂玄鸟之诗为此说也。(卷二六，页六)
先雷三日，奋木铎以令兆民曰：「雷将发声，有不戒其容止者，生子不备，必有凶灾。」
「先雷三日」，此语未允。天官家推日月星辰行度，故能逆知日月之食；若雷之发声，则无由知之。解者或以为春分前三日；或以为春分后三日；或以为惊蛰前数日，欲为记文弥缝，无非臆论。(卷二六，页一○)
日夜分，则同度量，钧衡石，角斗甬，正权概。
按：虞书：「岁二月，东巡守。同律、度、量、衡。」此因巡守其方而校验之耳，今亦谓二月日夜分之时而始平之，未免附会矣。「量」者，龠合升斗斛之总名。「甬」，据旧解为「斛」，「衡石」亦「权」类，义皆重复。又「仲秋（「秋」字，原作「夏」，今径改。）」曰「同度量，平权衡，正钧石，角斗甬」，此不过变文以示异耳。陆农师曰：「仲春，钧衡石，以角斗甬，以正权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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