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家学派的代表作之《商君书》 勒令第十三
题记：勒令即严格执行法令。
原文
靳令，则治不留；法平，则吏无奸。法已定矣，不以善言害法。任功，则民少言；任善，则民多言。行治曲断，以五里断者，王；以十里断者，强；宿治者，削。以刑治，以赏战，求过不求善。故法立而不革，则显，民变诛，计变诛止。贵齐殊使，百都之尊爵厚禄以自伐。国无奸民，则都无奸市。物多末众，农弛奸胜，则国必削。民有余粮，使民以粟出官爵，官爵必以其力，则农不怠。四寸之管无当，必不满也。授官、予爵、出禄不以功，是无当也。
国贫而务战——毒生于敌，无六虱，必强；国富而不战——偷生于内，有六虱，必弱。国以功授官予爵，此谓以盛知谋，以盛勇战。以盛知谋，以盛勇战，其国必无敌。国以功授官予爵，则治省言寡，此谓以治去治、以言去言。国以六虱授官予爵，则治烦言生，此谓以治致治、以言致言。则君务于说言，官乱于治邪，邪臣有得志，有功者日退，此谓失。守十者乱，守壹者治。汉已定矣，而好用六虱者亡。民泽毕农，则国富。六虱不用，则兵民毕竞劝而乐为主用，其竟内之民争以为荣，莫以为辱。其次，为赏劝罚沮。其下，民恶之，忧之，羞之；修容而以言，耻食以上交，以避农战；外交以备，国之危也。有饥寒死亡，不为利禄之故战，此亡国之俗也。
六虱——曰礼、乐；曰《诗》、《书》；曰修善，曰孝弟；曰诚信，曰贞廉；曰仁、义；曰非兵，曰羞战。国有十二者，上无使农战，必贫至削。十二者成群，此谓君之治不胜其臣，官之治不胜其民，此谓六虱胜其政也。十二者成朴，必削。是故，兴国不用十二者，故其国多力，而天下莫能犯也。兵出，必取；取，必能有之；按兵而不攻，必富。朝廷之吏，少者不毁也，多者不损也，效功而取官爵，虽有辩言，不能以相先也，此谓以数治。以力攻者，出一取十；以言攻者，出十亡百。国好力，此谓以难攻；国好言，此谓以易攻。
重刑少赏，上爱民，民死赏。多赏轻刑，上不爱民，民不死赏。利出一空者其国无敌，利出二空者国半利，利出十空者其国不守。重刑，明大制；不明者，六虱也。六虱成群，则民不用。是故，兴国罚行则民亲，赏行则民利。行罚，重其轻者，轻其重者—轻者不至，重者不来。此谓以刑去刑，刑去事成；罪重刑轻，刑至事生，此谓以刑致刑，其国必削。
圣君知物之要，故其治民有至要，故执赏罚以壹辅仁者，必之续也，圣君之治人也，必得其心，故能用力。力生强，强生威，威生德，德生于力。圣君独有之，故能述仁义于天下。
译文
严格执行君主的法令那么官府中当天的政务便不会拖延。执行法度公正，那么官吏中就没有邪恶之争发生。法度已经确定，君主就不应该用那些所谓仁义道德的空谈来破坏法度。委任那些在农战中有功劳的人，那么民众就少说空话；委任那些所谓的讲仁义道德的善良人，那么民众就多喜欢空谈。推行了法治，就能在下层决断政事，在五个村子之内就能做出决断的，这样的国家一定能称王天下，在十个村子之内就能做出决断的，这样的国家一定强大，隔一夜才将事情处理好的，国家会被削弱。用刑罚来治理国家，用奖赏激励民众去作战，任用所谓的“奸邪之人”，而不用“善良之人”。如果法度确立了而不再更改，那么就会显示出法度的地位，民众就会明辨处罚的法令，民众心中对处罚的法令弄明白了，处罚自然停止使用了。贵族和平民被君主以不同的方式使用，但是各都市中尊贵的爵位、丰厚的俸禄都要在征战中立功获得。国家没有邪恶不守法的民众，那么都市中也没有违法的交易市场。如果豪华的生活用品多，从事商业的人多，农业生产就会松懈，邪恶的事就会发生，那么国家就会被削弱。民众有了多余的粮食，让民众用粮食换取官爵，得到官爵一定要靠自己的力量，那么农民就不会懒惰了。四寸长的竹管子没有底，一定装不满。授给官职，给予爵位不靠功绩，对爵位的欲望就像就像没有底的竹管一样。
国家穷而一定从事作战，那么对国家有危害的事就会在敌国发生，没有六种像虱子一样有害的东西，国家一定强大。国家富足而不作战，苟且偷生的事就会在国内发生，国家有了六种虱害，国家就一定会被削弱。国家根据战功授予官职，给予爵位，这就叫用官爵来增加智慧和谋略，用官爵鼓励勇敢作战。用官职、爵位增加智慧和计谋，用官职鼓励民众勇敢作战，这样的国家一定无敌于天下。国家根据战功授给爵位，那么政务就会简明，空谈就会少，这就叫用政务除去政务，用空谈去掉空谈。国家按照像六种虱子似的东西授给官职、赐给爵位，那么政务就会繁多，空谈就会产生，这就叫用政务招来政务，用空谈招致空谈。那么君主就会被空谈之士所迷惑，官府被政治上的邪恶风气搞乱，奸邪的大臣便得志了，有功于国的人一天一天被排挤出去，这就是治理国家中所犯的错误。君主墨守儒家宣传的各种思想就会混乱，坚守让民众专一从事农耕和作战这一思想来治理国家，国家就会治理好。法度已经确定，而国君喜欢任用像六种虱子一样对国家有危害的人，国家就会灭亡。民众都选择务农，国家就会富裕。像六种虱子似的危害的东西不再使用，那么士兵、民众都会争相鼓励而愿被君主使用，国境内的民众都争着以从事农耕作战为荣，不认为这样做耻辱了，这是最好的方面。差一点的情况是，民众被奖赏所鼓励，被刑罚所阻止。再差一点的情况是，民众讨厌为君主去从事农战，他们为此担心，以从事农战为耻辱，他们注重修饰自己的外表而凭这个四处游说，认为为了拿君主的俸禄与君主交往就耻辱，用这种方法躲避农耕作战；同外国势力交往，为自己准备后退之路，如果这样，国家就危险了；有人宁肯挨饿受冻甚至死亡，也不愿意为了利禄的原因去作战，这是亡国的风气呀。
六种虱害：是礼制，音乐；是《诗经》《尚书》；是修养、仁慈，是孝顺长辈，尊重兄长；是诚实有信用，是正直廉洁；是仁爱、道义；是反对战争，是以参加作战为耻。国家有这十几种有害的东西，君主就没有办法让民众从事农耕作战，国家一定会贫穷直到被削弱。如果这十几种思想的信奉者成群结队，这就叫君主的统治不能超过他的臣下，官府对民众的治理不能超过他的民众，这就叫做六种虱子似的危害压过了国家的政策法令。这十几种思想如果有根基，国家一定会被削弱。因此，兴盛的国家不用这十几种思想统治国家，所以国家的实力雄厚，天下各诸侯国没有能入侵它的。军队如果出战，就一定能夺取土地；夺取了土地，就一定能占有它；如果按兵不动，就一定能富足。朝廷的大小官吏，被人轻视也不会受毁谤，受到别人的重视也不会被人诋毁遭到损害，只要事业有成效建立功勋就能获得官职和爵位，虽然有诡辩的口才，也不能因为这一点而排在别人的前面，这就叫用法度来治理。凭自己的实力去攻打别的国家，出一分力会获得十倍的收获；凭空谈去攻击别的国家，出十分力会丧失百倍的代价。国家喜欢实力，这就叫用别人难以得到的东西进攻别的国家；国家喜欢空谈，这就叫用容易得到的东西去攻击别的国家。
加重刑罚，减少奖赏，这是君主爱护民众，民众就会拼命争夺奖赏。增加奖赏，减轻刑罚，这是君主不爱护民众，民众就不会为奖赏而拼死奋斗。爵位利禄出自一个途径，那么国家就会无敌于天下；爵位利禄出自两个途径，那么国家只能得到一半的好处；爵位利禄出自多个途径，那么国家的安全就难保了。加重刑罚，能严明重要的法度；法度不严明，是因为有六种像虱子一样的东西作怪。信奉像六种虱子似的有危害的思想的人成群，那么民众就不会愿意被君主役使。因此，兴盛的国家刑罚实行了，那么民众就会与君主亲近，奖赏实行了，民众就能被君主所利用。实行刑罚，对那些犯轻罪的人使用重刑，犯重罪的人使用轻刑（诸多学者认为此句当为衍文，与此篇文字多有类似的《韩非子·饬令》中就无“轻其重者”几个字——录者注），那么犯轻罪的事就不会再发生，犯重罪的事也不会有，这就叫用刑罚去掉刑罚，刑罚去掉了国家的事情也能办成；对犯有重罪的人使用轻刑，刑罚虽然使用了，而事情也没办成，这就叫用刑罚招致更大的刑罚，那么国家的实力就会被削弱。
圣明的君主懂得事物的关键，所以他治理民众能掌握最关键的东西。如果掌握奖赏和刑罚用专一从事农耕和作战来培养仁德，这一定是他政治思想的继续。圣明的君主在统治民众时，一定能得到他们的真心拥戴，所以，能在农战中用他们的力量。实力能产生强大，强大能产生威力，威力能产生恩德，恩德又产生于实力。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拥有实力，所以他在天下能继承仁义。
《商君书》也称《商子》，现存24篇，战国时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汇编，是法家学派的代表作之一。 《商君书》的文体多样。议论体有《农战》、《开塞》、《划策》等十数篇，或先综合后分析，或先分析后综合，兼用归纳演绎，首尾呼应。有时也运用比喻、排比、对比、借代等修辞手法。《徕民》篇运用了“齐人有东郭敞者”的寓言，以增强说理的效果和形像性。说明体有《垦令》、《靳令》、《境内》等篇，是对秦政令的诠释。辩难体有《更法》，通过人物对话相互驳辩来阐述中心论点，司马迁录入《史记.商君列传》(文字有改动)，用以表明商鞅的主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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